1964年4月16日，毛主席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任書記，分別是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博古與張聞天，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可以說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成為中共乃至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張聞天的早年經歷非常豐富，17歲進入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瞭五四運動，隨後，張聞天公開在報刊上介紹瞭《共產黨宣言》的十條綱領，成為中國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此後，張聞天先後在法國、日本、蘇聯留學，因此會說日語、英語和俄語，這在中國革命的留學生中屬於鳳毛麟角，中山大學學習結束後，張聞天與王稼祥被選入蘇聯最高理論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當時，張聞天給自己取瞭個俄語名字，即“伊思美洛夫”，張聞天摘取最後的“洛夫”音譯，以“洛夫”或“洛甫”，作為自己的筆名。
1931年初，張聞天從蘇聯回到上海，剛剛回到國內的他就經歷瞭中共的大事變，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與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這種情況下，1931年9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於上海，張聞天與博古、盧福坦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剛剛回國不到半年的張聞天，轉瞬間成為黨內僅次於博古的第二號人物。
1933年初，張聞天隨中央機關遷到中央蘇區，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與時任政府主席的毛澤東比鄰而居，在此期間，張聞天經常與毛主席聊天，談論中國革命的方向與未來，鑒於自己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對毛主席開創根據地的功績非常欽佩，說：
“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
1934年10月，張聞天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我軍在長征初期遭受重大損失，行軍途中，張聞天經常向毛主席傾訴心中的苦悶與擔憂，認為應該清算博古和李德的錯誤，為接下來的遵義會議的召開打下瞭基礎。
1935年1月，黨在遵義召開瞭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上，張聞天對“左”傾軍事錯誤進行瞭批判，帶頭擁護毛主席領導黨和紅軍，並得到王稼祥的大力支持，對此，毛主席後來在七大上說：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傢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1935年2月，紅軍到達雲南紮西，在一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裡，中央常委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從這一刻起，張聞天成為第五任總書記。
雖然張聞天是黨的總書記，但他一直堅持黨的集中領導，對此，毛主席經常開玩笑地說：
“洛甫，你是開明之君！”
1943年3月，中央決定毛主席任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由毛主席、劉少奇、任弼時組成，張聞天正式離開書記處，對此，毛主席又說：
“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在革命與建國後的歲月裡，雖然總體上來看，張聞天與毛主席相處是比較融洽的，但也有過一些不同的見解。
比如說1938年秋，外面盛傳毛主席要和江青結婚，張聞天從黨的利益角度考慮，給毛主席寫瞭一封信，上面寫道：
“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傢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
還有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因上萬言書受到錯誤批判，形勢出現逆轉，胡喬木特意給張聞天打電話讓他少說話，但張聞天還是秉忠直言，講瞭三個小時，指出和分析瞭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
結果，張聞天被撤銷職務，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調任中科院哲社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毛主席還特意給張聞天寫瞭一封信，說：
“我認為你是舊病復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瞭。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
在接下來的文革中，張聞天受到極“左”勢力的迫害，被遣送到廣東肇慶，寫下瞭著名的《肇慶文稿》，後來，張聞天化名為“張普”被安置在江蘇無錫，於1976年7月1日病逝，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