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報在河北平平山縣創刊，第二年隨中央機關前往北京，並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成為我國最具權威性的報紙，今天我們要講的這位，曾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他叫鄧拓。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下鄧拓的故事。
鄧拓是福建閩侯人，生於1912年，來自一個士紳傢庭，受傢庭環境的影響，鄧拓從小就接受系統的文化教育，曾就讀於上海光華大學，就讀期間，鄧拓接觸到進步思想，逐漸背離瞭傢庭所屬的階級，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
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經加入共產黨的鄧拓秘密進行一些革命活動，先後兩次被國民黨逮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開展，鄧拓被放出，隨後，鄧拓前往晉察冀根據地開啟新的人生階段，並將名字由鄧子健改為鄧拓。
當時，鄧拓所從事的工作是新聞宣傳領域，晉察冀根據地有一份影響力特別大的報紙，叫《晉察冀日報》，張春橋就曾擔任這個報紙的主編，鄧拓曾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與總編輯，這樣來看，張春橋曾是鄧拓的部下。
那段時期，鄧拓還做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5年5月，鄧拓在晉察冀中央局的領導下，主持編輯出版瞭中國革命歷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范長江調離人民日報，鄧拓開始作為總編輯主持人民日報的全面工作。
時間來到1956年，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來到高潮階段，但在改造的過程中出現一些急躁冒進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佈置中宣部起草瞭一篇名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
鄧拓收到稿件進行修改後交給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審核，劉、周等領導進行修改和打磨後，最後交給毛主席審定，毛主席批示瞭四個字：“我不看瞭。”
毛主席一向對《人民日報》的文章非常重視，這次反常的表現隻能說明一個問題，他對這篇社論不滿。
然而，鄧拓還是將這篇社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出來，這是建國以後全國最早公開反“左”的社論，對此，毛主席說：
“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
在普通人來看，鄧拓可能隻是發表瞭一篇社論，但他卻卷入最高領導人的路線之爭，並失去最高領袖的信任。
鄧拓可能不會想到，接下來是一場大風暴。
1957年，黨內開展整風，號召各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批評黨的缺點錯誤，人稱“大鳴大放”，當時，《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發表瞭大量大鳴大放的文章，毛主席公開表揚瞭這兩份報紙，相比較，《人民日報》卻不溫不火，引起毛主席的不滿。
《人民日報》為什麼不溫不火？
那是因為鄧拓有意刪改稿子或者直接扣押不發表，為何呢？
鄧拓認為文章發表瞭會有損黨的形象，還有一點，鄧拓明白發表瞭誰的文章就會害瞭人傢，也就是說，鄧拓在有意保護那些鳴放者，這樣一來，就違背瞭毛主席的初衷。
1957年4月10日，鄧拓、胡績偉等6名編委接到通知，到中南海接受毛主席的召見，這次談話持續瞭四個多小時，毛主席對鄧拓進行瞭嚴厲批評，說：
“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瞭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
“你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中央開瞭很多會，你參加瞭，不寫，隻使板凳增加瞭折舊費。如果繼續這樣，你就不必來開會瞭。誰寫文章叫誰來開會。”
“你養尊處優，隻知道汽車進汽車出。我看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瞭皇帝非亡國不可！”
這次談話，毛主席還對幾個副總編輯提出瞭質疑，認為他們幾個“像鐵板一塊”，不敢批評鄧拓，“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也不敢喝鄧拓“爭吵、拍桌子”，“為什麼一點風都不透，沒有一個人向中央寫信報告情況？”
1958年1月，鄧拓接到通知到南寧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是一次非常關鍵的會議，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受到批評，承認“反冒進”是錯誤的，然後毛主席又批評瞭鄧拓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篇“反冒進”的社論，恰好鄧拓進入會場。
毛主席說：
“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給他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麼又不辭職?……鄧拓就是無能，我說過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死人辦報。”
回北京後，鄧拓這才遞上辭職報告。
對於鄧拓的遭遇，老首長彭真很是同情，便將鄧拓調到北京市委擔任主管文教的書記。
鄧拓可能不會想到，還有一場更大的風暴降臨。
1966年，“文革”的大幕拉開，吳晗、廖沫沙、鄧拓首先落馬，其中，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被指為三傢村反革命集團開路先鋒，市統戰部部長廖沬沙是 “執鞭”的“兄弟”，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則是領軍的“主將”。
既然鄧拓是“主將”，那身後的“帥”是誰？
林彪在1969年的九大政治報告中寫道：
“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通過，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突然被捕，與此同時，全國報紙轉載瞭戚本禹發表在《紅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說：
“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時期又混進黨內。”
看到這段話，鄧拓已經明白，自己絕無翻身的可能，第二天深夜，在寫好遺書後，鄧拓服安眠藥自盡身亡，成為因“文革”自殺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