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部非常火的文學作品，名為《生命似火》，該作品謳歌瞭當時上海科技界的模范人物彭佳木，鼓勵人們要像彭佳木那樣頑強拼搏、昂揚向上，這部作品的作者是隨後名動上海的一位風雲人物，他叫徐景賢。
徐景賢本身就是上海人，父親徐宗駿畢業於東南大學化學系，後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早在1926年，徐宗駿就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通過創辦學校發展黨的組織，被國民政府發現後逮捕入獄，1928年，徐宗駿發表瞭“自首申白”，表示不再參加共產黨的任何事情。
五年後，也就是1933年，徐宗駿的兒子徐景賢在上海降生。
在傢庭環境的影響下，徐景賢從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加上他天資聰穎，學習成績非常好，父親對徐景賢的期待是不參與政治，繼承自己的衣缽，說不定將來可以在化學領域有一番成就，然而，徐景賢不但涉足政治，還加入瞭中國共產黨。
1951年，高中畢業的徐景賢進入上海市政建設幹部訓練班學習，經過短暫培訓，被分到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徐景賢有文化，文字功底非常深厚，能夠寫文章，很快就在華東局嶄露頭角，成為首屈一指的“筆桿子”。
徐景賢能夠參加一些中層幹部不能參加的會議，這使他能夠及時洞悉中央的動向，不過，最初階段，受父親那段“自首申白”歷史的影響，徐景賢一度心灰意冷，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學創作方面，創作出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作品，比如說《生命似火》。
後來，徐景賢遇到瞭那個改變他人生軌跡的人，此人就是張春橋。
那是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鬥爭，徐景賢接連在報紙上發表瞭一些攻擊“右派”的文章，引起張春橋的主義，張春橋本身就是一個“左派”分子，對於這樣的文章自然非常欣賞，於是便將徐景賢引薦給瞭柯慶施，柯慶施也是一個“左派”人物，自然對徐景賢刮目相看。
徐景賢的命運由此改變，不久，徐景賢被調到上海市委寫作班子，還成為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成為上海市委高層的“禦用文人”。
1966年，一場政治風暴降臨上海，湧現出無數的造反組織與紅衛兵組織，與馬天水一樣，一開始徐景賢對運動持反對態度，畢竟他本身就屬於上海市委的人，難道要反自己？
當時，造反派不斷地批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徐景賢始終陪伴在左右，有時還會上前阻攔，人們都以為徐景賢是“保皇派”成員，直到有一天，看到市委寫作班子成員朱永嘉被紅衛兵帶走，徐景賢立刻撥通瞭張春橋的電話，在張春橋的點撥下，徐景賢反戈一擊，帶領寫作班子成員造反，將矛頭指向上海市委。
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在徐景賢與王洪文的裡應外合下，造反派奪取瞭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權，成立上海市革委會，最初排位時，徐景賢排在張春橋、姚文元之後，列為第三號人物，便有瞭“徐老三”這個稱呼。
後來，張春橋有意提攜王洪文，便將王洪文抬到第三位，不過，徐景賢並沒有因此心生嫌隙，反而全心全意輔助王洪文。
徐景賢已經位列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不再是一個小小的“秀才”，對此，徐景賢自然對張春橋感恩戴德，進行回報。
當時，上海造反派喊出“打倒張春橋”的口號，徐景賢與馬天水出面極力維護張春橋，馬天水說：
“春橋同志的歷史我是瞭解的。春橋同志沒有被捕過，沒有坐過牢，一天也沒有。誰‘炮打’春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1969年4月，黨的九大在北京召開，徐景賢竟然與王洪文聯合，攻擊陳毅元帥，還喊出“打倒陳毅”的口號。
1971年，徐景賢出任上海市委書記，排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之後，成為上海的第四號人物，1973年十大上，徐景賢還當選為中央委員。
此外，1976年，徐景賢還做過一件事。
當時正趕上“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年4月的一天，王洪文在上海宴請瞭楊振寧，等到八點時，王洪文讓大傢安靜，隨即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瞭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兩個決議：
“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隨後，楊振寧趕到北京，先是拜會瞭周總理的遺孀鄧穎超，然後與華國鋒進行會談，會談期間，徐景賢跟楊振寧大談“批鄧”，還送給楊振寧復旦大學“批鄧”的大字報，對此，楊振寧表示自己的箱子已經裝滿，對“批鄧”也沒有任何表態。
華國鋒說：
“何必送那些東西呢，不能強加於人嘛！”
這一年10月，華國鋒聯合葉帥，將“四人幫”一舉粉碎，隨著中央工作組入駐上海，徐景賢與王秀珍組織的武裝叛變計劃落空，隨即徐景賢被隔離審查，1980年，徐景賢被開除黨籍。
1992年，徐景賢保外就醫，於2007年病逝於傢中，終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