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晚年為何不受重用?陳賡一語道出關鍵,粟裕犯瞭兩個大忌

閱讀前,誠邀您點擊一下“關註”,方便您接收更多精彩內容,感謝您的支持!

人稱“戰神”的粟裕將軍,後半生卻盡是坎坷磨難。

粟裕60年的革命生涯,大約有30年都處於逆境。

被批判、降職的粟裕,一度苦悶悲憤,難以排解,直到去世後才得到瞭平反。

這樣一位戰功赫赫、兢兢業業的將領,為何不被重用?又為何遭到批判?

好友陳賡,一語道出瞭關鍵。

“告陰狀”

1958年5月,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進行整風。

此次整風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針對“教條主義”,“代表人物”指向劉伯承、蕭克。

而總參謀長粟裕,則作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典型,受到批判。

這一批判後來演變為清算舊賬、強加罪名。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解除粟裕的總參謀長職務,調任其為國防部副部長和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自此,粟裕蒙受瞭半生的冤屈。

而粟裕遭受批判的問題中,部分是同志間的誤會,部分是工作中的失誤,還有一部分是會議中誇大的不實之詞。

在粟裕的“罪名”中,有一項是“告陰狀”。

1951年11月12日,粟裕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兼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

第一副總參謀長聶榮臻,代因病未能履職的徐向前,行使總參謀長職責。

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尚未落幕,東南沿海局勢亦頗為緊張。

中央軍委工作繁重,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更是事務纏身。

因此,聶榮臻對總參謀部相關部門作出瞭指示:“毛主席他們工作繁忙,你們的報告今後可先報到我這裡,確定需要毛主席他們知曉的,由我審批後再轉報。”

此後,送至毛主席等領導人那裡的報告,明顯減少瞭。

然而,毛主席卻對這樣的做法不太滿意,甚至頗為不悅。

1952年7月,毛主席召集中央軍委領導人開會,對此現象進行瞭批評。

聶榮臻指出要減少上報材料後,粟裕也遵循瞭他的指示。

因此,總參謀部被毛主席批評後,粟裕意識到自己雖然沒有被點名,但也有錯誤。

於是他向毛主席遞交瞭一份書面檢討,檢討自己沒有執行主席的要求。

毛主席看過這份檢討後,便給出批示:“此種檢討很好。”

對比之下,毛主席表揚瞭粟裕,同時又批評瞭聶榮臻。

實際上,聶榮臻指示減少報告,是想給事務繁重的中央領導減輕負擔,提高效率。

而粟裕寫檢討,是因為他初至總參謀部時,毛主席規定他每半月要直接向自己匯報一次工作。

同時,他主動承認錯誤,也能為聶榮臻分擔一些。

從動機上來說,兩個人的態度和目的都是好的,甚至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按照日常工作程序,要寫檢討,也應該以總參謀部的名義作檢討。

粟裕作為副總參謀長,屬於越級作檢討。

自己得到瞭表揚,卻使聶榮臻和總參謀部其他領導陷入被動。

誤會與矛盾因此而生。

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有人將粟裕寫檢討的行為曲解為“告陰狀”。

粟裕的工作方法確實存在問題,但此種指責顯然並不客觀。

“違反外事紀律”

粟裕還被指責“違反外事紀律”。

1957年11月,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粟裕作為軍事代表團的一員前往蘇聯。

根據既定安排,中蘇兩國的軍事領導人進行瞭對口會見。

此次會見主要是禮儀交流,增進友好氛圍,並沒有討論實質性問題。

然而會面期間,粟裕卻向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提出,想要一份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具體分工的材料。

索科洛夫斯基則告訴他,蘇聯總參是隸屬於國防部的,所以不涉及分工問題。

國傢之間涉及財務、物資、文獻資料的交流,往往需要由國傢元首來決策。

毛主席之前想要瞭解蘇聯中央組織架構,也是直接致電斯大林,得到其首肯後才可執行。

所以面對這一請求,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明確表示拒絕,隻是在口頭上為粟裕做瞭一個大致的介紹。

赫魯曉夫得知此事後,憑借外交經驗判斷,認為粟裕索要資料的行為,可能是得到瞭毛主席的默許或授意。

因此經過慎重考慮,赫魯曉夫還是向中方提供瞭一份,關於蘇聯國防及總參謀部職責的官方文件。

而粟裕在未遵循既定請示程序的情況下,私自索要蘇聯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資料,這一舉動無疑觸及瞭外事紀律的底線。

但粟裕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主要是因為當時解放軍的建設,全面借鑒瞭蘇聯模式。

1954年9月國防部成立後,原本由中央軍委發佈的命令,改為由國防部署名。

但是,哪些指令應歸屬國防部名下,哪些仍由中央軍委頒佈,一直沒有明晰的界定。

分工不明,導致總參在發佈文件時,經常因署名問題遭到批評。

為提高工作效率,粟裕提議明確署名規則。

1955年3月16日,中央軍委積極響應,責成總參謀部制定國防部與總參謀部職責劃分條例。

可遺憾的是,盡管歷經多次修訂與完善,該條例卻未能順利進入審議議程,就更別說獲得批準瞭。

在此背景下,粟裕便想借與蘇軍總參謀長交流的機會,瞭解一下蘇軍內部的職責分工制度。

他的目的是借鑒蘇軍的經驗,推動我軍管理體系的優化。

動機是好的,但做法卻是違反瞭紀律,的確該被批評。

可在1958年的擴大會議上,卻有人因此事給粟裕扣上瞭“裡通外國”的帽子。

“違心”檢討

遭到批判後,粟裕在傢中自我封閉瞭七日,苦苦思索如何撰寫檢討。

在大大小小多次會議上,他進行瞭八次檢討。

他自知在工作上有錯誤,但扣在他頭上的一些罪名也實在是冤枉。

然而為瞭“過關”,他也隻能違心認下那些罪名,違心地作檢討。

因為隻要他稍作辯解,就會招致更為嚴厲的批判。

可即使他一再檢討,卻始終沒有過關。

無奈之下,他隻能求助於妻子楚青。

據楚青回憶,對於粟裕被批判一事,起初她並不知情。

直到某天早晨,粟裕面容疲憊,神情沮喪,突然拿瞭一堆會議簡報給她。

粟裕沉重又無奈地對她說:“你看看這些,幫我寫個檢討吧。隻要能通過,怎麼寫都行。”

楚青翻閱這些材料後,震驚不已。

她自然知道,扣在粟裕頭上的這些罪名並不屬實。

可楚青擔憂,如果不認下這些罪名認真檢討,粟裕的問題可能會被上升到更嚴重的程度。

於是,她也顧不上粟裕的“冤”,認真代寫瞭一份“違心”的檢討,把所有強加給粟裕的罪名全都認瞭下來。

再次開會,粟裕就用這份檢討進行自我批評,果然順利過關瞭。

然而粟裕的內心卻是悲憤交加,無法自抑。

他因此責備妻子:“你怎麼能把我寫成這樣?我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楚青也非常痛苦:“不是你說隻要能過關就行嗎?”

那段時間裡,夫妻二人經常是爭吵後相對而泣,默默無言。

粟裕經歷瞭一段極為苦悶的日子,精神上飽受折磨,十分痛苦。

莫逆之交

直到1961年初春,他與摯友陳賡一起在上海療養。

在上海的日子裡,兩人時常相聚,從往昔崢嶸到今朝瑣事,無拘無束地交談。

與好友相伴的這段時光,也漸漸拂去瞭他心頭的陰霾。

作為並肩多年的老戰友與好兄弟,陳賡也直言不諱地指出瞭粟裕性格上的問題。

陳賡與粟裕是關系親厚的戰友、搭檔、兄弟。

1947年深秋,粟裕率領華野主力從山東轉戰至中原戰場,與陳賡並肩作戰。

在那短暫的三個月裡,粟裕敏銳地洞察瞭蔣介石的戰術野心——集中兵力先消滅大別山的對手,再轉移火力攻擊其他方向。

於是他果斷向中央請戰,希望與陳賡長期配合劉伯承、鄧小平的作戰計劃,以此打破蔣介石的如意算盤。

毛主席深思熟慮後應允,並給瞭粟裕指揮陳部人馬的權力。

正是這一決策,使得陳賡有機會在粟裕麾下作戰。

隨後的戰鬥中,粟裕指揮兩路大軍,成功發動平漢等關鍵戰役。

先後殲滅敵軍四萬五千餘人,破壞鐵路長達四百餘公裡,更攻克瞭許昌等五十餘座戰略要地。

兩人會師後,更是一見如故,彼此欣賞。

盡管二人相處的時光僅有短短二十來天,但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他們的友誼獨特而深厚。

陳賡一直對粟裕的軍事才能十分敬佩。

在淮海戰役的決戰階段,他與政委謝富治特地組建學習團,赴華東野戰軍向粟裕求教,汲取寶貴經驗。

粟裕對陳賡亦懷有惺惺相惜之情。

1951年9月,中央希望粟裕赴總部擔任副總參謀長兼作戰主管,粟裕卻力薦陳賡,認為他更為勝任此職。

入主總參謀部後,粟裕著手籌劃建立一所頂尖的軍事工程學院,需要選任校長。

而粟裕心中首選,便是曾任紅軍學校校長的陳賡。

彼時,陳賡正在朝鮮戰場擔任志願軍副司令。

但那時戰局已趨於和緩,大規模戰鬥鮮見,粟裕便向毛主席建議召回陳賡。

陳賡隨即匆匆歸國,擔起瞭軍事工程學院首任院長的重任。

他不負眾望,從零開始,迅速使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初具規模。

1954年10月,粟裕任總參謀長,陳賡是副總參謀長。

兩人在一起工作,相處融洽,搭檔默契。

在總參謀部的日常工作中,粟裕將作戰管理重任交付於陳賡之手,可見對他能力的認可和信任。

每當粟裕因公務繁忙,他總是能放心地將總參謀部的指揮權交給陳賡。

由他代理總參謀長之職,確保工作無縫銜接,穩定推進。

到外地出差,粟裕若是想到什麼重要的事情,也是第一時間托付給陳賡。

歲月流轉,兩人的關系愈發深厚。

從公事到私誼,兩人配合默契,互相支持,是軍界內外搭檔合作的典范。

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籠罩在一片不尋常的陰霾中。

粟裕遭到批判後,軍內氣氛緊張。

在這種時候,陳賡卻無視周圍的壓力,為粟裕挺身而出。

當時有一份針對粟裕的荒謬指控,說他不會打仗。

陳賡知道瞭,頓時怒不可遏,反問道:“要是說粟裕不會打仗,那麼還有誰敢自稱會打仗?請他站出來,讓我見識見識。”

此言擲地有聲,也是當時少有的敢於公正發言、為粟裕仗義執言的。

粟裕與陳賡,是戰場上並肩作戰的生死之交,也是工作中相互成就的黃金搭檔,更是生活中推心置腹的摯友。

正是因為有著深厚的情誼,所以陳賡比很多人都更瞭解粟裕。

他所指出的粟裕性格中的兩個問題,正是粟裕遭遇坎坷的關鍵原因。

其一,粟裕並非參謀出身,而是一位帶兵征戰的主將。

指揮大兵團作戰的將領,必須擁有大局觀、戰略思維以及決斷能力。

而多年指揮作戰的經歷,也讓粟裕習慣於直接做出決定,而非提出建議,或是等待指揮。

他個性鮮明、行事果斷,是一位很有自己主張和見解的軍事傢。

這樣的性格使他成為一位優秀的將領,卻未必懂得“為官之道”。

若要論為官之道,那麼戰功赫赫的粟裕理應比別人更加“註意分寸”才對。

其二,粟裕並非擅長逢迎之人。

這本是他的優點,但在某些環境中,也可能導致“過剛易折”的情況。

他有時過於棱角分明、不夠圓融,這可能會得罪人、造成誤會。

在個人關系上,他確實容易與領導或同僚產生分歧、關系不融洽。

回看粟裕遭到的批判與所謂的“罪名”,種種誤會與工作中的失誤,雖有誇大、歪曲的情況,但大都與粟裕的性格有關。

正如粟裕夫人楚青所言:“粟裕同志的悲劇遭遇在於兩條:一是戰功赫赫;一是不搞迎合。一位老戰友語重心長地接著說,這兩條有一條就夠瞭,何況他有兩條!”

參考文獻

王連花、張異翅《“常勝將軍”粟裕》

楚青《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歷程》

本文由“文史江山”原創,已開通全網維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