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標志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也標志著人民政協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正式確立，表明新中國既不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兩院制”和“三權分立”，也不實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制度，而是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政協制度的“兩會機制”。這種新型政治制度紮根中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團結帶領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進行的偉大創造。
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瞭產
一個國傢走什麼樣的政治發展道路、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既取決於這個國傢的具體國情和歷史文化條件，又取決於這個國傢政黨的政治經驗和道路選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情況，使其既不能移植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政治制度，也不能移植蘇聯社會主義國傢的政治制度。
近代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才能挽救苦難深重的中國？清末以至民初，各派政治勢力將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移植到中國，但都因水土不服而未能成功。各派軍閥打著民主共和的幌子，割據一方，聯省自治運動也曇花一現。實踐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照搬西方國傢的政治制度是不能成功的，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沒有根基，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瞭產。”
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在中國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
新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是“兩會機制”
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積極探索中國的新型政治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創建人民政權的過程中，將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建設理論與根據地的革命實際相結合，為建立新型政治制度積累瞭實踐經驗。經過實踐探索，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深刻總結近代以後中國政治生活的慘痛教訓，對新中國的國體、政體進行瞭理論思考，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建立的國傢政權，既不適合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兩院制”和“三權分立”，也不適合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聯合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國體決定政體，同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國傢政權性質相適應的國傢政權形式，隻能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人民政協則是聯合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這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思想和政治基礎，是新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理論根據。
《共同綱領》以臨時憲法的形式確定新中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劉少奇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研究瞭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和蘇維埃制度的經驗而提出的”。民盟主席張瀾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說：根據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組織法》和人民政府《組織法》，“這個新的政治制度，將不同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傢的現有制度。我們的新制度，當然放棄瞭舊民主主義中所謂的總統制、內閣制那一套陳腐的舊東西，同時我們亦不同於蘇聯及東歐各國的政權治權合一的制度。”周恩來則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完全不同於舊民主的議會制度，而是屬於以社會主義蘇聯為代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范疇之內的。但是也不完全同於蘇聯制度，蘇聯已經消滅瞭階級，而我們則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我們的這個特點，就表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形式。”也就是說，新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特點是有人民政協這個革命階級聯盟性質的統一戰線組織、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是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
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正式確立。同年，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瞭《政協章程》，標志著政協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統戰組織、協商機構，政協制度得到鞏固。人民政協不是權力機關，更不是西方“兩院制”中的“一院”，它不同於美國的參議院，也不同於英國的上院和德國的參議院，它和人民代表大會共同組成我國的基本政治體制架構，在我國的民主政治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兩會機制”。對此，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常委會聯席會議上指出：“兩個大會聯合起來開會是一個新形式。但要說明，這個會是又聯合，又有區別。主要議程是合著的，但人大要實行它的權力，這些權力政協是沒有的，但是多吸收意見，歸入決議中去，可以集思廣益把工作做得更好。人大、政協兩會會有不同之處，權力上有分別，但應該說兩會隻有權力之分，無高低之別。不隻是人大的報告政協可以聽，政協有好報告人大也可以聽。”
“兩會機制”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政協制度建立密切關系、共同發揮作用的一種機制，包括兩會期間的工作機制，也包括兩會在社會多個領域特別是在民意表達方面共同發揮作用的機制，是區域利益和界別利益互補的表達機制，是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機制。“兩會機制”將民主和集中、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民主監督和權力監督有機結合在一起，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成為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載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獨特安排和制度創新，共同構成瞭我國新型政治制度的重要特點和優勢。
“兩會機制”與中華文明的政治智慧深刻關聯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個國傢的傳統文化對這個國傢的政治制度有著重要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中國政治制度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兼容並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重要論述為我們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大制度、政協制度之間的關系提供瞭根本遵循。
民本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強調百姓是江山社稷之根本。中國共產黨將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人民至上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現到政治制度方面，就是保障人民擁有當傢作主的權利，而“兩會機制”則是國傢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在政治制度中的對應安排。
天下共治理念是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反映。中國共產黨將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保障人民切實行使民主權利、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合作，體現到政治制度方面，就是讓“兩會機制”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長期合作的重要制度載體。
“共和”“商量”是中國古代的施政傳統，但范圍隻限於統治階級內部。中國共產黨將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經過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使其發展成為一種民主形式，成為“兩會機制”的重要內容，體現瞭“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的人民民主的真諦。
“兼容並包，求同存異”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質，彰顯瞭解決問題、消除分歧的政治智慧。中國共產黨將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協商民主的顯著特性，貫穿於“兩會機制”中，既吸收多數人的意見建議，也尊重少數人的合理訴求。
在國傢政治制度中實行“兩會機制”，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既避免瞭西方“一院制”缺乏監督的缺陷，也避免瞭西方“兩院制”、三權分立相互傾軋、爾虞我詐的弊端，體現瞭新型政治制度的特點。鑒往知來，“兩會機制”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現國傢性質、保證人民當傢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型政治制度，最可靠，也最管用。
（作者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北京聯合大學北京政治文明建設研究基地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作者: 趙連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