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兩會就提出過一個目標，一個非常利民的目標。
即：財政收入用於民生的占比要達到７０％。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我們現在財政用於民生的占比，為５３％，朗咸平表示不服，缺少一個定義，怎樣才算用於民生瞭？是修瞭一條便民之路，去完成ＧＤＰ計劃目標瞭，還是大幅提高瞭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的支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郎咸平認為隻有２０％，現在既然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瞭”，代之“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那就要繼續努力。
西方發達國傢又是什麼水平？
平均水平在８０％以上，比如，美國是８２％。我們是一個企業稅很高的國傢，取之於企業，最終是取之於民，當然也要用之於民，至少比重上不能落後太多。
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有一個數據研究，中國五項社保的法定繳費之和已達工資水平的４０％，是Ｇ７國傢的２．８倍，而中國稅收占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為６４％．是商品本身價值的１．８倍。白重恩的數據說明中國的確是強勢的財政，稅收比較高。其實，這本身不是最根本的問題，關鍵在財政怎麼主導社會大分配。
可以說，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美好時期內，由於經濟的高增長，就業崗位在增加，居民收入總體上預期比較樂觀，我們的辦公室精英們理所當然地接受瞭這種樂觀；沒有在經濟高增長時期，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錯過瞭時間窗口。
現在這個問題為什麼突出出來瞭？
因為，居民收入占比低，不完全是社會問題，它本身也定義瞭經濟發展的趨勢，當積累與收入嚴重不平衡時，市場開始出現反噬，就出會現需求不足的矛盾，高增長就失去瞭可持續性。
對財政而言，挑戰也是直接的。
企業在產能過剩的周期中，不可能繼續擴大稅基，相反，由於稅率過重，無法修復利潤表和負債表，裁員降薪，直接影響到民生，老百姓缺少對未來就業與收入的預期，消費將趨向於保守，成為一種非良性的循環，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局面。另一方面，房地產也是典型的例證，房子賣不動瞭，全國地方財政將集體入不敷出，要通過發行特別國債保持運轉，這就是反噬。
所以，不在於取之民的有多少，在於取之民要回饋。
積累與收入的平衡不僅僅是社會問題，它也定義著經濟發展的格局；反之，積累與收入的平衡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也是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