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鎮西】究竟有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原創 李鎮西1 鎮西茶館
2024年10月23日 19:55 四川
長期以來，老師們一直很反感“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不會教的老師”這句話。每次說起這句話，就要順帶把陳鶴琴或蘇霍姆林斯基罵一通。這真是冤枉瞭兩位善良無比的教育傢。
其實，這話究竟是誰說的，我現在都沒有找到準確的依據。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說是陳鶴琴說的。但“人們都說”卻說不出陳鶴琴究竟是在哪裡說的，或在哪本書裡寫的。這顯然不嚴謹。寫文章一定要嚴謹，尤其是引用別人的話，不能“據說”，而要有依據。
我想，就算是陳鶴琴說的，也無可指責。憑我對陳鶴琴的瞭解，我相信如果他真的說瞭這個話，其用意也是在於強調教育者對孩子的一種責任與信念，和教育者基於這種責任與信念對自己的嚴格要求。這句話的真理性在於：不輕易對任何學生喪失信心。這是沒有錯的。
後來我又看見一篇文章，說“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不會教的老師”這句話是蘇霍姆林斯基說的。我當時吃瞭一驚。因為我對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比較熟悉，我沒有印象在其著作中讀到過這句話。最近，我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又重新翻閱查找瞭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結果，在其《和青年校長的談話》一書中還真找到這句話瞭。蘇霍姆林斯基這樣寫道：“直到不久前，這種說法還是相當流行的：‘沒有不好的學生，隻有不好的教師’，既然如此，那就應當沒有難教的學生瞭。而所謂難教的學生，是無能的教師臆想出來的而為自己的教育無能找借口。”（《和青年校長的談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132頁）
看清楚沒有？在這裡，蘇霍姆林斯基是作為批駁靶子而引用這句話的，緊接著，蘇霍姆林斯基便用瞭大量篇幅來論證：“難教的兒童總會是有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他們。”蘇霍姆林斯基嚴肅而詳盡地分析瞭這樣的兒童產生的原因，提出瞭積極面對這些孩子的建議。可是後來這話卻被有人以為是蘇霍姆林斯基說的，並以訛傳訛。這是不是冤枉瞭蘇霍姆林斯基？
再重申一遍，蘇霍姆林斯基並不贊成這句話，他將這句話提出來予以批評，目的恰恰是肯定“難教兒童總會是有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他們”。但蘇霍姆林斯基並不因此而輕易放棄這些“難教兒童”，而是分析他們產生的原因，並盡力想法辦法轉化他們。這就是蘇霍姆林斯基的邏輯。也是他的偉大之處。
但是，這句話隻是教育者的嚴於律己，而非對教師的一種標準。我記得被稱作“國寶”的已故著名小學數學特級教師霍懋征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但在她的語境裡，所謂“沒有教不好的孩子”，強調的是孩子的可塑性，所以她主張要細心觀察每一個孩子，對學生做到細心、耐心、愛心、信心，取得他們的認可。這也是霍懋征老師成功的秘訣。霍懋征老師對自己教育的嚴格要求，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但是註意，我重復一遍：這不是教育評價標準！而問題就出在這裡。現在一些領導――甚至一些教師出身的教育行政領導，恰恰以此作為“評價標準”，或者把這句話當成訓斥老師的“絕對真理”，於是，這句話便引起瞭老師們的反感，進而引起瞭爭論。
那麼，究竟有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我的回答是：“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有。”說“沒有”，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傢庭教育和社會教育非常理想，隻差學校教育這一環時；第二，“好”的標準不是一個標準，而是針對每一個具體學生，讓他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進步，這裡的進步可能是綜合的，也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說“有”，是因為在現在的評價背景下，即使老師“會教”，可“教不好的學生”仍然大批量地存在。道理很簡單：無論高考還是中考，都是選拔性考試，其目的就是要讓一部分學生被淘汰，即被“教不好”――都教“好”瞭，還怎麼“選拔”？
即使拋開考試評價不說，就以思想品德教育而言，是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被“教好”呢？理論上好像是這樣的。因為任何人一出生，都是一張白紙，誰也不會從娘肚子裡帶來一身惡習。但問題是，我們的學校教育所面對的不是一張白紙，而是已經被傢長、被社會塗抹過許多印跡的紙，要想在這張紙上重新畫出美麗的畫兒，不是絕對不可能，但無法保證百分之百的成功。傢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是教育這一鏈條上的第一環，我們面對的學生已經是被加工過的半成品；同時，孩子還潛移默化地受著社會的影響――這都決定瞭我們的教育不是從零開始。如果絕對地說“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不會教的老師”，那為什麼會出現學校之間的“生源大戰”呢？既然“隻有不會教的老師”，那還搶什麼“優生”呢――而且是不擇手段地搶？
我一直堅信，教育不是沒有作為的。因此，在我的教育歷程中，我總是問自己：對於具體的某一個“後進生”，我是否已經盡到瞭我能夠盡的最大努力？三十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如果我們不用一把尺子衡量學生，絕大多數“後進生”都會有進步的――不一定成為棟梁之才，但至少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成為最好的自己。
同時，我也始終認為，學校教育不是萬能的。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學校教育的作用最多占三分之一，另外兩個三分之一分別是學生所受到的非學校教育（包括傢庭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學生自己的自我教育。我們不能做超出我們能力和責任范圍的事，我們隻能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可能地把我們的工作做好――這樣，即使個別學生最終也沒有被“教好”，我們問心無愧！
多年前，我在武漢的一個教育論壇上與美國的著名小學教師雷夫同臺對話。對話中，也談到後進“生轉化”的問題。他坦率地說他曾有過沒有教育好的孩子：“我當然為他感到遺憾。但實際上，我並不認為這是我的失敗。這是這個學生的失敗。常有人說要拯救每一個孩子，事實上我們不可能拯救每一個孩子。醫生不要病人吸煙，但這人不聽，後來患癌癥死掉瞭，我們能夠指責醫生嗎？我覺得不應該把所有的事都拿來指責教師。這是不可以的，實在太可笑瞭！在我們教室裡，孩子們都明白，個別學生失敗的責任在他自己身上。當然，我可以給這個求助的孩子一些建議，也會以他為例教育其他孩子。當然瞭，我會告訴這孩子能夠做哪些事，但我不會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這樣的學生，因為我要對我現在新班級的孩子負責。我不會因他而傷心。當然，我會很難過，但這是他造成的。”
我感到雷夫說出瞭我贊同的一個觀點：教育不是萬能的。我對他說：“您說得太好瞭！教育的確不是萬能的。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的事兒都往我們身上攬，不應該承擔我們無法承擔的責任。我有教的學生中，有後來判瞭刑的，但我從不認為這是我教育的失敗。因為我隻能管他一段，因為他同時還受著其他的教育。”
這時候主持人鄭傑站起來對全場做瞭一個調查：“請贊同‘沒有教不好的孩子’這句話的舉手！”
一千多聽眾中，隻有一個女同志舉手。鄭傑請她發表看法，她簡單說瞭說教育的作用。我再次示意鄭傑我有話要說，鄭傑把話筒交給我。我直率地表達瞭我對這句話的理解後，說：“這句話如果是教師的自勵，我對這樣的教師表達十二分的崇敬；如果有人以此苛求教師，我對這樣的苛求者表示十二萬分的鄙夷！”我的話激起瞭老師們熱烈掌聲。雷夫也興奮地轉過身向我揚起右手掌，和我擊掌，表達他的共鳴。
其實，後來我才發現，愛說句話的並非哪位專傢，而是一些校長。
今天，我要再次重申我對這句話所持的態度——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不會教的老師。”如果這是教師的自勵，我對這樣的教師表達十二分的崇敬；如果有人以此苛求教師，我對這樣的苛求者表示十二萬分的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