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國傢而言，民族問題處理不好，必定後患無窮。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推動下，一些很小的問題也會引發極其恐怖的連鎖反應。
一張不該出現的字條，“恰到好處”地出現在瞭最敏感危險的時間點上——整件事說來蹊蹺，咱們不妨從頭講起。
1862年，陜西地方團練有兩個名字叫任武、赫明堂的回族士兵，突然謀殺瞭自己的領導，帶著一群回族老鄉回老傢。
彼時的太平天國運動正如火如荼，華夏大地上兵荒馬亂，對於普通百姓而言，能在兵營裡混上一口飽飯都算非常不得瞭的事情。可要知道，恰是因為局勢不容樂觀，朝廷每天都兩眼通紅地向地方要兵，像陜西、甘肅這種局勢相對穩定的地區自然就承受瞭極大的壓力。
團練士兵的待遇乍看確實還行，可當官的要層層盤剝，真正能拿到手裡的其實也不剩多少瞭。吃也吃不好，時不時還得挨頓打，許多士兵早已怨聲載道。
另一方面，清朝招兵不搞政審，什麼人都能來，導致軍隊成分實在有些復雜。就拿帶頭滋事的任武、赫明堂來說，這二位曾參加過咸豐六年（1856年）爆發的雲南回民起義，打心眼裡仇視滿清，結果換瞭個地方竟能混進兵營吃餉，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逃回老傢的途中，在經過華州（今陜西渭南一帶）時，他們與當地漢人發生口角，旋即升級為鬥毆，結果寡不敵眾，有兩人被活活打死，其餘多人受傷。
任武和赫明堂身背人命，不敢告官，本想忍氣吞聲，可老鄉們哪兒咽得下這口氣，一窩蜂地跑去找華州知州告狀。怎料這一告，反倒令他們的處境愈發難堪。
原來，官差一調查，發現打死回民的漢人是華州團練。眼下朝廷著急用兵，不管啥部門都要給團練開綠燈，哪兒還敢去招惹？知州遂想把回民打發走。怎料後者異常固執，幹脆賴在瞭公堂之上，知州好言相勸無果，心裡突然騰起怒火，說瞭句萬不該說的氣話。
“你們這些回人暗中勾結長毛賊（指太平軍），當朝廷不知道？你們根本就不是什麼好東西，打死一個算一個！”
這一下可捅馬蜂窩瞭。
事實上，清朝對民族問題獨特的處理方式，使得回民與朝廷和漢人的關系十分微妙。
以小族臨大國的滿清，在很多情況與漢人並非同心同德的，就連公認比較開明的康熙帝，也時時刻刻提防漢人，封鎖從西方流入的先進科學，生怕被漢人掌握後會危及滿清通知。
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清廷總會以各種手段挑撥漢人與其他民族的矛盾，從而“以少制漢”，削弱漢人對朝廷的威脅。滿清雖自詡為華夏的統治者，卻常不把漢人當成自己的臣民，由此可見封建統治者的局限性。
而在處理民族糾紛時，朝廷會刻意有所偏袒，不斷加深其他少數民族與漢族的矛盾。因此，彼時回族內部對朝廷和漢人的態度分歧也很大，其中雖不乏有識之士，一眼洞穿瞭問題的根源是晚清朝廷的腐朽統治，卻也有不少記恨漢人，這為後來慘劇的發生埋下隱患。
總而言之，仇恨就像一堆幹草，就等一顆點燃它的火花。
知州奇葩言論一出，瞬間引爆瞭陜甘地區回民的情緒，團練中的回族士兵集體嘩變，民間數以萬計的回族壯丁組成隊伍，四處燒殺搶掠。
華州知州意識到闖瞭禍，趕緊上報，陜西巡撫也管不瞭，隻好上奏朝廷。，朝廷隨後派出一位名叫張芾的大佬。
此君時任陜西團練大臣，在朝中是有些分量的。當年咸豐帝即位，召見瞭幾名大臣征求治國建議，張芾便是其中之一。此番讓他來負責處理，朝廷也算是拿出瞭解決問題的誠意。
在張芾一番苦口婆心的勸說下，回民情緒得到瞭很大程度的安撫，局勢緩解，許多鬧事者也傾向於息事寧人。然而就在事態朝樂觀的方向發展之時，張芾做瞭件糊塗事。
他向回人提瞭個要求：你們捅瞭這麼大的簍子，朝廷可以既往不咎，但你們起碼得把帶頭的幾個交出來，老夫也好向聖上交差。
回人一聽又不幹瞭，氣氛再次緊張起來。而就在雙方爭執不下時，有人突然大喊在團練大臣的官轎裡找到一張紙條，隻見上書四個大字：“秦不留回！”
顧名思義：秦地不留回民，暗指朝廷下令采取極端手段，把陜西的回人全部消滅，永絕後患。
從常理而言，即便紙條真是皇帝的聖諭，張芾也全無必要將如此危險的東西帶在身邊。因此，筆者比較贊同史傢的一種猜測：紙條是回人事先準備好的，很可能就是領袖之一的任武，目的正是為瞭激化族人與清廷的矛盾。
這就像是在黃河裡挖到一尊石像，一看隻有一隻眼；或是捉到一條魚，剖開一看裡面有條綢帕一樣，屬於是“起義宣言”瞭。
果不其然，紙條一出，局勢再也無法控制，可憐的張芾及其隨從人員被當場捉拿，於1862年6月9日被處決。
此後，“秦不留回”很快傳遍整個陜甘地區，令回人陷入瞭巨大的恐懼和憤怒。回人男子紛紛加入隊伍，義軍隊伍迅速膨脹。1866年，義軍在甘肅董志塬設立“十八大營”，擁立多位元帥；陜甘地區的回人富商也積極為義軍提供糧餉。
鼎盛時期，回人義軍總兵力超過20萬人，勢力范圍一度威脅到山西濱河一帶。1867年，義軍挫敗由陜甘總督左宗棠督統的清軍攻破延川、綏德等地，使得朝野上下一片惶恐，還讓不少大員丟瞭官。
起義軍雖能憑一時之勇予以官兵重挫，然而在長期鬥爭之下，他們缺乏系統組織、有效領導的弊端得以凸顯。反觀官兵，雖在前期屢屢受挫，卻很快便做出調整，左宗棠所部先是協同李鴻章消滅西捻軍，隨後對起義軍進行各個擊破。
1869年初，義軍首領扈彰、董福祥投降；4月，清軍攻占義軍據點之一的董志原，繼而肅清慶陽、涇州。1871年1月，清軍攻破金積堡，義軍首領馬化龍及其麾下1800餘人被處決。
1872年，義軍首領馬占鰲歸順朝廷，清軍隨後克復西寧，旋即又進軍肅州，並於1873年11月逼降義軍首領馬文祿。隨著肅州之役勝利，陜甘之變宣告結束。
客觀而言，這場回人起義有著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在某種程度上加快瞭腐朽墮落的晚清崩塌的進程。然而直至今日，史傢對它的性質仍爭論不休，也沒有把它寫入教科書中，主要原因在於人們不敢確信它一定是正義的。
首先，起義軍的目的就很不單純。
得勢時，他們曾在勢力范圍內的官民進行無差別屠殺：不但攻入官府殺死當地官員，也毫不留情地殺害無辜的漢人居民，搶奪其財產。1873年9月，清軍攻破肅州城時，發現城中原有的3萬多漢人，竟然被殺得隻剩千餘。
有人提出，義軍是受到挑唆和利用，幕後主使的真正目的是“殺人留地”，以便在我國陜甘一帶建立一個“伊斯蘭國”。
此外，部分起義軍為瞭搜刮財物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尤其熱衷盜墓，甚至連貧苦百姓的亂葬崗都要挖開看看。
回民領袖中有一位名曰白彥虎，此人竟一度試圖挖掘黃帝陵，隻因認為黃帝作為華夏子孫的先祖，備受尊崇，其墓中定有大批珍寶。
得知此事後，滿朝文武義憤填膺，曾國藩當即撂出狠話，定要將這白賊趕盡殺絕。果不其然，白彥虎後來慘遭一路追殺，從陜西到甘肅，從甘肅到青海，後來又被追殺到新疆，最後甚至一直被追殺到俄國境內，最終客死他鄉。
彼時義軍中如此頑劣者可不止白彥虎一人，反倒燒殺劫掠是其普遍做法。總而言之，我們既可以把這場動亂稱為“起義”，又可以把義軍視作一夥勢力壯大的土匪，甚至稱之為“分裂勢力”都不算過分。由此可見，狹隘的民族主義實在不可取，它會給國傢造成巨大破壞。
事後，朝廷對作亂回人展開殘酷清算：數十萬回人被強行遷徙至邊疆地區，直至建國後，其中許多回人才得以還鄉。
起義軍首領及其麾下大小官員幾乎盡數被殺，但其中也有例外：1872年，盤踞甘肅河州的馬占鰲身披枷鎖，主動向左宗棠投降。後者將馬占鰲編入清軍，令其反殺回人義軍。
此後，馬占鰲在西北地區的勢力不斷壯大，發展為在當地能隻手遮天的“世襲軍閥”，成為馬傢軍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