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孔子世傢圖冊》之“杏壇禮樂” 中國國傢博物館藏
《論語·陽貨》中說：“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一詞在《論語》中僅此一見，並且也未出現於同時期或更早的其他傳世典籍中。
因此，對於何為“鄉原”，孔子為何如此厭惡“鄉原”而斥其為“德之賊”，歷代論說莫衷一是。
回到早期儒傢的原始語境中，理解“鄉原，德之賊也”的本來意義，對於理解孔子所創立的儒學的完整體系以及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屬性和特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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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鄉原”
在《孟子·盡心下》中，記載瞭一段孟子與萬章關於“鄉原”的對話，對何為“鄉原”以及孔子為何稱“鄉原”為“德之賊”這兩個問題進行瞭具體的解釋。在回答萬章“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的問題時，孟子說：“‘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而在回答孔子為何稱“鄉原”為“德之賊”時，孟子又進一步解釋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由於未見孟子之前的儒傢學者對“鄉原，德之賊也”做詳盡的申述，再加上孟子在儒傢學者中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地位，因此，後世學者在對“鄉原”進行解釋時，大多以孟子的論述為依據，甚至直接以“此章孟子論之蓋詳矣”或“孟子答萬章之問，詳之矣”來給《論語》中“鄉原，德之賊也”一章做註解。盡管由於對“鄉”和“原”的具體理解不同而對“鄉原”為何稱之為“鄉原”有不同的認識，但學者大多認為，所謂“鄉原”，就是“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的“閹然媚於世”者。如，何晏《集解》中對“鄉原”一詞給出瞭兩種未置可否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鄉”即“鄉土”之“鄉”，“原”是“推原”之“原”，“鄉原”的意思是：“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第二種解釋則認為，“鄉”同“向”，“原”亦是“推原”之“原”，這樣，“鄉原”的意思則就變成瞭“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盡管對“鄉”字的理解不同，但對“鄉原”的以上兩種解釋，都可以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閹然媚於世”來進行形象刻畫，與孟子的解釋並不相悖。朱熹在《論語集註》中對上述觀點並不完全認同，在他看來，“鄉”即為“鄉土”之“鄉”，引申為“鄙俗之意”，而“原”則與“願”同，“《荀子》原愨，《註》讀作願是也”。因此，“鄉原”即是“鄉願”，“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願稱。”朱熹這一解釋，在宋代之後產生瞭深遠影響，以致在今天，我們在日常中使用“鄉願”二字，遠遠多於“鄉原”。
在《論語》的現代譯解中，大多直接將“鄉原”一詞譯為“好好先生”。如，錢穆《論語新解》，稱“鄉原”是“一鄉中全不得罪的那種好人”；楊伯峻《論語譯註》中，將“鄉原”譯為“沒有真是非的好好先生”；李澤厚的《論語今讀》中則說：“‘鄉原’，即好好先生也。唯唯諾諾，含含糊糊；左右既逢源，搖擺又不倒；名譽歸，人緣好；大傢都喜歡，自己也‘完滿’。”。“好好先生”，可以說是現代漢語詞匯中對孟子所說的“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閹然媚於世”者最好的概括。然而，考諸孔孟關於“鄉原”的論述，以及孔子“君子之學”的思想體系和早期儒傢的基本立場與觀點，如果僅僅從“閹然媚於世”這一角度來理解“鄉原”，把關註點停留在外在行為方式上的不論是非曲直、隻求相安無事上，對於孔子“鄉原，德之賊也”的論述，總有一種意猶未盡之感。無論是“閹然媚於世”，還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都是對“鄉原”在與人交往中所體現出來的行為方式的一種描繪和刻畫，並不能直接揭示孔子之所以厭惡“鄉原”的真正原因。同時，孟子在對“鄉原”的解釋中，除瞭“閹然媚於世”之外，還說他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之所以用“似”字，說明“鄉原”在外在行為方式上和忠信者、廉潔者基本是看不出差別的。而一般的“好好先生”則不同，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見到的“好好先生”，不但沒有真正的忠信、廉潔等品質，而絕大多數在日常中是連忠信和廉潔的“似”都沒有的，隻是圓滑善變，一味“閹然媚於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而已。也就是說，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好好先生”一樣“閹然媚於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是“鄉原”外在行為上的顯著特征之一，但這並非“鄉原”的本質規定性。
“鄉原”之所以以“閹然媚於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形象示人，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代表瞭一種典型的品質特征和為學態度。這種內在特征和態度既是他們在日常中閹然媚世的深層依據，也是讓孔孟由衷厭惡的原因之所在。在《孟子·盡心下》中，孟子引用瞭《論語·陽貨》中所記載的孔子關於“鄉原”的言論，但相對於《論語》來說更為詳盡。《孟子》中說：“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論語》中無法推測 “鄉原，德之賊也”一語的語境，從孟子所引這一更為詳盡的闡述中，則可以窺見孔子發此議論的本意之一端。根據上下文來看，“鄉原”應是孔子分析的一種潛在教育對象。孔子“有教無類”，孟子也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君子最大的快樂之一。作為一個志於推行君子之道的教育傢，孔子是期望更多的人能雲集於自己的講壇之下的，因此，一個人有教化的可能而又與自己失之交臂，難免會感到遺憾。然而，對於“鄉原”，孔子卻完全否定瞭其教化的可能性。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孔子曾經說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論語·陽貨》）即使現在身為“小人”，也是值得以“道”教之的；“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如果遇不到“中行”之士，退而求其次，狂者、狷者也是可以接受的。唯一沒有教化的必要的，隻有“鄉原”。原因就在於，根本就不可能將他們引導到“堯舜之道”上來，即孟子所說的“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在前人的註解中，往往註意的是孟子對於“鄉原”在與人交接中外在形象的刻畫，而對其作為教化的潛在對象而被孔子完全列入“棄之”之列這一點，卻少有人關註。
那麼，孔子為什麼認為“鄉原”不可能“與入堯舜之道”而在教育實踐中將其拋棄呢？直接的原因，是他們“自以為是”，而沒有接受“堯舜之道”的動力和態度。而之所以“自以為是”，則是他們老於世故，深於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事實的把握，而沒有絲毫對做人“應當如何”去思考的意識。因此，他們諷刺狂者：“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又批評狷者：“行何為踽踽涼涼？”在他們看來，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便是“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因為將行為可否、對錯的判斷建立在對社會現狀和流俗的觀察和完全屈從之下，所以他們否定追求“道”的意義；因為要將行為可否、對錯的判斷建立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之中，所以他們必然老於世故。他們活在當下的感覺之中，將心思完全用於對當下的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的揣測之上，沾沾自喜於自己可以左右逢源、八面玲瓏，行為中不僅沒有，而且排斥作為價值原則的“道”的指引。從根本上說，“鄉原”既沒有對“道”的執守，也沒有求“道”的自覺，完全喪失瞭通過學習而成為“君子”的可能。孔子曾經對學者的境界進行過區分，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如果前面還有一個層次的話，就是“未可與共學”。“可與共學”之後，盡管通過學習所能達到的層次和境界不同，但都是值得教的；而“未可與共學”者，亦即孔子所說的“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在孔子看來，隻有“鄉原”這一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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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原”如何害德
如果隻是從“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閹然媚於世”等外在行為特征上來理解“鄉原”的含義，那麼，正如《中論》中所說：“鄉願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鄉原本非弒父弒君、殺人越貨的大奸大惡之徒，而孔子卻直斥其為“德之賊”而深惡痛絕之，不免令人費解。而歷代註傢多是從似是而非、同流合污這一層面上去尋找答案，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自然莫衷一是，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朱熹《論語集註》中解釋孔子為何稱“鄉原”為“德之賊”時說：“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在與弟子的對話中，他又說：“蓋鄉原隻知偷合茍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由此可見，朱熹以為，因鄉原似德非德，似是而非，而又想獲得鄉人的稱道，在日常行為中隻能“偷合茍容”，所以稱為“德之賊”。也就是說，這個“賊”，更接近於“竊賊”之“賊”。這也就是《論語意原》中所說的：“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在朱熹看來，“鄉原”之所以一味靠“偷”和“茍”去迎合鄉人，原因就在於他們“無見識”。“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個好人，然背地裡卻乖，卻做罪過。”因此他的評價是：“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願，亦未必真願，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然而，如果認為“鄉原”偷合茍容、閹然媚世僅僅是因為無見識而“不顧理之是非”，那麼，完全可以通過教育的方式而去挽救他，增加他的“見識”，讓他明白“道”、“理”之所在。如果這樣，為什麼孔子還要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呢？似乎不好理解。
對“賊”的另一種常見的理解，是將其釋為“害”。皇侃《義疏》中對“德之賊”的解釋是：“言賊害其德也”，就是以“害”來釋“賊”。在先秦時期的典籍中，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用法，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中的“賊”字，便是作“害”字解。孔子之所以厭惡“鄉原”，並非因為他們似是而非、偷合茍容的表象，而是因其危害德性修養或者社會道德的消極作用。因此，結合孔子對“鄉原”、“狂狷”等的不同態度，將“德之賊”的“賊”字解釋為“害”，危害、禍害，應更可取。
“鄉原”如何危害道德？在前人註解中，大多還是從“鄉原”外在行為表現上尋找答案。一種觀點認為，“鄉原”害德，原因在於他們同流合污，站在瞭有道德的君子的對立面。明代王廷相說：“鄉原同流合污，雖不弒君，亦不死節，故賊德。”即是說：氣節德操比生命重要，而“鄉原”雖然沒有弒君之類的惡行，但他們同流合污，同樣是對道德的損害。甚至有人認為，“閹然媚世”的鄉原不但在道德上與君子相去懸絕，而且還可能成為君子直接的敵人。方孝孺在解釋“鄉原，德之賊也”時，曾經說：“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污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讎，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根據這種觀點，既然“鄉原”排斥、敵視君子，自然就是“德之賊”。然而，固然君子是有德的，但以“鄉原”的行為有異於君子甚或排斥君子而直接稱其為“德之賊”，仍然感覺牽強。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孔子之所以稱鄉原為“德之賊”，在於他們似德非德、似是而非的行為方式擾亂瞭人們對道德的理解，從而危害瞭社會道德風氣。《孟子·盡心下》中有：孔子“惡似而非者”，“惡鄉願，恐其亂德也”。根據這種理解，“德之賊”的“賊”，就是“亂德”的“亂”；而鄉原所“亂”的“德”，是人們的道德判斷和社會的道德風氣。明代張居正《論語直解》中說：“蓋行合乎道之中，事出乎理之正，這才叫做德，今鄉願不顧道理之是非，隻圖流俗之喜悅。人見他以此得人心，取聲譽，便都慕效他，以是為德，而不復知有大中至正之道，其惑人心，壞風俗，豈不甚乎？所以說鄉願，德之賊也。”清代黃式三認為：“鄉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於世者，而怵然於忤世之是非，隨眾依違，模棱而持兩端，鄉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賢之，則其合小人者或諒之，或惑之矣。己無立志，復使鄉人迷於正道，故賊德。”根據這種理解，“鄉原”擾亂瞭人們的道德判斷，使人們“迷於正道”，故可稱“德之賊”。
“鄉原”由於同流合污、似是而非的行為特征破壞瞭社會道德，因此而稱之為“德之賊”，似乎並無不妥之處。然而，這種解釋卻忽略瞭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願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在現實生活中，擾亂人們道德判斷、破壞社會道德秩序的行為不止“鄉原”一種，而孔子為何隻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呢？他為何對其他的行為方式和行為者都采取瞭包容的態度，而唯獨將“鄉原”拒之門外呢？合理的解釋就是，孔子說這句話時是有特殊的語境和目的的，即僅是就對不同教育對象的教育可能性的評論。
在儒傢看來，人們的道德行為是由內在的道德觀念決定的。“德”即是“道”在人身上的落實；尊道而行的行為，才是道德的行為。人的“德”和其他事物的屬性不同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既有使自身品性和行為偏離“道”的要求的可能，也有通過自我的努力主動提升自身的德性境界的潛質。對於任何人來說，隻要能夠“志於學”，有虛心地去追求“道”的主觀意志，無論現在的認識水平、社會地位、行為方式如何，都能夠有所得，以至成為君子、聖賢。孔子之所以厭惡“鄉原”，就在於他認為“鄉原”沒有教化的可能性；首要的原因，則是因為“鄉原”根本沒有通過學習來追求正道的意願，從而使人喪失瞭德性提升的可能。
在孟子對“鄉原”所做的描繪中，有兩點對於我們理解孔子“鄉原，德之賊也”的論述是非常關鍵的。一是“自以為是”，二是“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首先，“自以為是”的“是”，並不一定是真的“是”，可能僅僅像《中庸》中所說“人皆曰‘予知’”的“予知”一樣，或者本來就是孔子所說“似而非者”。“鄉原”所“是”，具體來說，就是《孟子》中所說的“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這種隻知混世的人生觀，沒有內心的持守，沒有值得敬畏的價值標準，顯然是與儒傢求“道”的精神相悖的。因此，他們“自以為”的這個“是”，根本上是錯誤的。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鄉原”之所以失去教化的可能，就在於他們內心不但被錯誤的觀念所占據，而且沒有知錯、改錯的可能。他們的似是而非，不但蒙蔽瞭“鄉人”，而且欺騙瞭自己；他們不但秉持瞭一個錯誤的“是”，而且還固執地“自以為是”。“鄉原”內在沒有持守，便沒有不斷精進的內在動力；在鄉人之中左右逢源，被視之為善人而獲得廣泛的贊譽，又缺少瞭追求完善的外在壓力。他們不但“自以為是”，而且還嘲諷、批評內心有持守、行為有自律的人，自認為自己高明。自以為是，頑固不化，沒有對“道”的敬畏，沒有虛心求道的精神，自然完全閉塞瞭德性提升之路，這種行為方式，稱之為“德之賊”可也。
其次，一個人德性的提高，總是在不斷克服不足的基礎上完成的；鄉原不但主觀意願上失去瞭教化的可能性，而且因其老於世故，善於偽裝，“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但讓其他人無從指摘，而且讓教育者在進行德性教育時也無從下手，以至於“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儒傢從來沒有看不起行為上有過錯的人，認為人人都可能有過錯，重要的是“過則勿憚改”；有過錯能夠讓人看到，反而被視為一件幸運的事情，因為別人看到並指出我們的過錯，意味著我們的道德修養有瞭明確的目標和下手之處，從而有瞭德性提升的可能。“鄉原”為瞭迎合世人，獲得人們的贊譽，總是文過飾非，讓人無法發現他有什麼過錯，自然也就無法幫助他提高。因此在孔子看來，這種人即使來到自己的門下裝模作樣，也是毫無意義的；所以，他不來，自己自然也不會有遺憾。而在行為方式上，“狂”或“狷”的人，缺點盡管明顯，但在教育上有明確的下手處；通過自己的教誨幫助他們克服瞭缺點，仍然有成為君子的可能。“鄉原”這種滑溜溜、軟綿綿的處世風格，完全堵死瞭德性養成的路徑，是其成為“德之賊”的又一原因。
總之，孔子“鄉原，德之賊也”的論斷，是從教育者的角度，針對個體德性養成來說的。孔子的教育以培養“君子”為目標，而“德”是“君子”最本質的特征。“鄉原”作風從根本上扼殺瞭一個人通過教育和學習而進德成為“君子”的可能性。盡管孔子“有教無類”，以積極救世為己任，但有著這種作風的人，無論如何教育都是徒勞無功的，不來向他學習，自然也不會有遺憾。
◎本文原載於《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作者：趙清文），原題為《“鄉原”何以為“德之賊”——儒傢“君子之學”的反向闡釋》，內容略有刪減，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