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路遙，大傢就會想到《平凡的世界》，想到他苦難的出身，覺得唯有真正經歷過苦難的人，才能寫出這麼優秀的作品。
當然他的成就確實斐然，他一生也確實也沒過過多少好日子，病危時妻子林達唯一一次來看他，還是為瞭離婚。
林達為此遭到瞭很多非議，覺得她這個女人心太狠，太涼薄。
殊不知在這段婚姻裡，路遙身上這三點讓林達感覺很痛苦，放到現在女人們也難以接受。
在傢庭中隱身路遙，原名王衛國，1949年出生於陜西榆林市清澗的一個貧農傢庭，雖然是長子，但是被過繼給延川縣的大伯，就為瞭能吃飽飯和讀書。
大伯夫婦確實很用心在照顧他，也努力供他讀書，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送他進學校已經是捉襟見肘瞭，沒錢再給他吃好的，因此在路遙的求學生涯裡，饑餓一直伴隨著他。
讀完小學後，雖然考瞭全縣第二名的好成績，但大伯實在無力供他上初中，於是他想盡辦法求人，終於圓夢繼續上學。
可是吃飯對他來說仍舊是問題，好在他認識瞭一些朋友，大傢互相接濟，也算是患難與共。
後來路遙還交瞭一個北京的女朋友，名叫林虹，可惜林虹覺得跟著路遙沒有前途，於是兩人分手瞭。
不過沒有失意多久，他又看上瞭林虹的好友林達，林達是福建人，但是父親是歸國華僑，母親是大傢閨秀，對於路遙來說是個極好的妻子人選。
其實他找女友的標準很簡單，就是傢裡有錢，能供他讀書，讀書對他來說太重要瞭。
事實證明他看人的眼光還是很不錯的，和林達確定戀愛關系並且明確要結婚後，林達就全心全意為瞭他好，每個月38元的工資除瞭必要的花銷，剩下的全給路遙花。
1978年，兩人結婚，生瞭女兒後林達不僅要上班，還要照顧女兒、做傢務。
路遙是全然不管的，而且作息和她們也不一樣，自己的吃飯問題也胡亂對付，要麼啃冷饅頭，要麼去同事傢蹭飯。
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期間，他常常凌晨四點才擱筆，日上三竿才起床，這種晝夜顛倒的作息直接導致與林達的生活完全錯位。
有一次女兒發燒到39度，林達抱著孩子冒雨去醫院，中途因過度勞累暈倒在路邊，而路遙呢，連續幾個月足不出戶，連女兒生病住院都沒能及時探望。
這樣的生活，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喪偶式育兒”，丈夫可有可無，即便放在現代，也很少有女性能夠長期忍受。
據民政部2023年數據，因生活習慣差異導致的離婚占比達28%，而作息不和諧是其中最突出的矛盾點之一。
更嚴重的是，這種作息加速瞭路遙的健康惡化。他每天抽三包“紅塔山”香煙，煙霧繚繞中寫作的習慣，最終導致肝硬化腹水。
1992年住院時，醫生警告他必須戒煙戒酒，但他仍偷偷讓弟弟王天樂買煙，甚至在病床上用輸液管當吸管抽煙。
這種對健康的漠視，讓林達不僅要承擔經濟壓力，還要面對丈夫隨時可能倒下的恐懼。
如果隻是不照顧傢庭、專心寫作就算瞭，路遙還有很多窮親戚上門來求幫忙，讓林達不堪其擾。
花錢無度、無底線幫扶親戚路遙的工資不算少，但是永遠不夠用，更不要說用在傢裡、妻女身上。
上世紀80年代初，他每月工資100多元，卻要花200元買煙，相當於現在每月燒掉1.5萬元。
這種消費習慣在當時的西安，足以讓一個普通傢庭陷入赤貧。
林達每月38元的工資，除瞭維持母女倆的基本生活，還要承擔路遙的煙草開支，甚至路遙創作時的咖啡和稿紙費用。
最誇張的是，路遙為瞭營造寫作氛圍，堅持使用進口咖啡和高檔稿紙，這些開銷遠超傢庭承受能力。
更讓林達崩潰的是路遙對農村親戚的“無底線幫扶”，他的陜北老傢有四個父母（生父、養父、生母、養母）和七個兄弟姐妹，每個親戚都把他當提款機。
1985年，路遙的弟弟王天樂要結婚，他直接從林達的工資裡挪用瞭800元，相當於當時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
這種“扶貧式”的傢庭負擔，讓林達多次在深夜偷偷流淚。
據《中國傢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過度幫扶原生傢庭是導致城市婚姻破裂的第三大原因，而路遙的情況比數據描述的更嚴重。
最致命的是，路遙的經濟問題始終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盡管《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但獎金還不夠償還領獎時借的路費。
1992年他去世時，銀行賬戶僅剩1萬元，卻留下近萬元債務。
這種經濟上的絕望，讓林達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她曾對好友海波哭訴：“我不是在養丈夫，是在養一個永遠填不滿的黑洞。”
路遙與林達的婚姻從一開始就帶著時代的烙印，作為北京知青的林達，實際上也是個才女，寫文章、動員群眾的口才，考大學也是沒問題的，
可是她卻將機會讓給瞭路遙，自己工作供路遙讀書，這種奉獻精神在陜北農村遭遇瞭傳統男權的沖擊。
曾經她和路遙的感情就不被王傢人看好，覺得路遙找一個本地不識字的更好，這樣才能更好地照顧傢庭和丈夫。
但路遙偏偏就喜歡有才華、有氣質的知青，除瞭他功利性地覺得這樣的妻子能供他上學之外，或許他也追求靈魂的共鳴。
可是他娶到瞭有才華的妻子，卻隻是壓榨她的價值，讓她困於柴米油鹽中，當一個賢良淑德的“好妻子”。
這種觀念沖突在路遙成名後愈發激烈——他要求林達放棄工作專職照顧傢庭，而林達堅持要在雜志社實現自我價值，於是兩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
這種矛盾在80年代的中國傢庭中並不罕見，但路遙的固執和冷漠讓問題更加尖銳。
他要求林達當好妻子，可他並不想當好丈夫、好爸爸，為瞭創作他可以什麼都不顧，這自然讓林達感到不公平。
在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時這種“不公平感”達到頂點，他在銅川煤礦閉關寫作的三年裡，幾乎斷絕瞭與外界的聯系，連女兒的生日都不記得。
林達曾帶著女兒去礦區探望，卻發現路遙住在陰暗潮濕的窯洞，煙灰缸裡塞滿煙頭，床上堆滿發黴的稿紙。那一刻，她徹底明白：在路遙心中，文學永遠排在傢庭前面。
路遙用生命寫作的精神值得尊敬，但他對傢庭的忽視、對經濟的無度揮霍、對健康的漠視，最終讓愛情在現實中支離破碎。
1992年， 林達向路遙提出離婚，這是一個被傷透瞭心的女性在最後的自我救贖，然而連自救她也失敗瞭。
因為路遙不同意離婚，一直拖著，直到7月時他想裝修傢裡彌補這些年對女兒的缺失的愛，然而本來就不好的身體因為裝修而更壞，病情加重被送到醫院。
住院期間，路遙的弟弟和好友輪番照顧他，林達隻出現過一次，那一次她帶來瞭離婚協議書。
看到林達的舉動，周圍人都在背地裡罵林達絕情，沒人想到20年婚姻裡她是怎麼熬過來的。
到11月17日，路遙徹底閉上瞭眼睛，永遠離開瞭這個世界，離婚協議也沒簽成，林達還得給他操辦葬禮。
可即便是仁至義盡，人們還是會被路遙臨終前那句“婆姨很關鍵”所影響，對林達頗有非議。
參考信息：厚夫. 路遙傳[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