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都設置瞭反法西斯戰爭題材電影展映單元,其中都包括瞭法國紀錄片大師克洛德·朗茲曼執導的《浩劫》。
《浩劫》是世界紀錄片史上的“大名品”,由朗茲曼耗費十三年時間、在多個國傢和地區采訪納粹大屠殺當事人(包括幸存者與加害者)、使用多種語言完成,說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實不為過,因為這些一手訪談已經不可能“再現”。這部影片是當年世界電影的大事件,榮獲1986年柏林電影節費比西影評人獎。註意,這可是柏林電影節。當年有很多大屠殺親歷者還在世,其中包括大量持曖昧立場的大屠殺旁觀者;大部分觀眾能夠理解,這部電影無論拍攝還是獲獎都是非常不易的,導演和攝制團隊算是“冒著生命危險”和各種威脅將其完成。據統計,這部電影的觀眾已經超過7000萬人,將近40年後的今天,觀眾又會怎樣看待它呢?


美妙的歌喉讓他僥幸逃脫 卻已被滅絕瞭
可以看到的是,在電影節的宣傳中,這部電影長達九個半小時的體量成為“流量密碼”。某種程度上,它反映瞭近年來觀眾對於文藝巨著的追光心理,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同時它也“勸退”觀眾:畢竟接近10個小時的觀影對體力、視力都是一個考驗。至少在北京國際電影節的放映中,它並不像其他“大名品”那樣迅速售罄;放映現場也陸續有觀眾因無法堅持而離席。退場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可能性:有些進入瞭影片敘事的觀眾會因為心理無法承受而中斷觀看。但這種無法承受不是因為脆弱,而是因為人的良知。朗茲曼推薦過這樣一種觀影方式,即從晚上放到次日清晨,這樣觀影者從影院出來,就會有一種經過瞭人間煉獄而獲得新生的欣喜。據說,這次在上海電影節上會這樣安排放映。
可見,看這部電影需要有成熟而強大的心。Shoah,在希伯來語中是“浩劫”,它不是“災難”,因為它所對應的是納粹的“最後解決方案”。盡管人類歷史各階段都發生過各種大災難,但都不是“最後”的方案。“最後”意味著歷史終結,在這套解決方案中,隻要清除瞭某類“敵人”(比如某個族群),包括就業、貧困、腐敗等在內的所有問題就都解決瞭。這是一套現代性的方案,這種思路以及所需的工業手段,隻有在現代才能產生並實現,值得警惕的是,這個幽靈並沒有遠去,而是不斷地卷土重來。這場浩劫不僅僅是屠殺猶太人多達600萬(官方數據)這個數字,也不僅僅是“別人傢”的事情。
西奧多·阿多諾(德國哲學傢、社會學傢)有句名言,即:奧斯維辛以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不讓人寫詩,而是指傳統藝術的“美”,最簡單地去理解,即抒情的、浪漫的、甜美的,乃至各種修飾之“美”的,都可以充任大屠殺的“共謀”;(我們)需要的是勇敢的、不妥協的、不迎合的、誠實的藝術,它不再需要是“美”的。
《浩劫》就是從兩段抒情的旋律開始的。觀眾看到歌聲來自一個神情穩重的中年男子,他叫施萊佈尼克(Srebnik),他從以色列返回波蘭切爾姆諾——這裡是毒氣用於大屠殺的起始點。在這裡,40萬猶太人最後隻有兩人僥幸逃脫。
施萊佈尼克才13歲的時候,納粹當著他的面殺害瞭他的父親,他的母親死於毒氣室,而他僥幸活瞭下來,去瞭特拉維夫。他能幸存的原因是擁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納粹撤退前槍決他,但沒打到要害),於是納粹讓他唱歌,教他唱德國軍旅歌曲,他們乘船沿河而下時,抒情的波蘭民謠和聽起來歡快俏皮的納粹歌曲(歌詞說的是被征服地區的少女紛紛打開窗戶歡迎英俊的軍人)此起彼伏,回蕩在兩岸。這與死亡的氣氛形成瞭鮮明對比,當然這是一種心理統治術,它所帶給兩岸住民的強烈恐怖感,有點類似於中世紀傳說中的“花衣魔笛手”。
影片第一部(影片分兩場)也是以施萊佈尼克結尾的,通過問答,我們知道瞭他為何一直看起來面無表情,甚至在提到父母時也是如此。他來切爾姆諾之前已經在波蘭羅茲的猶太人區見過瞭太多死亡。死亡和饑餓是這個孩子全部的記憶。他隻要能活著,在“活著”面前,一切都不再有意義。納粹已經用存在的極端性“滅絕”瞭他,摧毀瞭他精神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親歷者說,他們在走向毒氣室之前,已經被滅絕瞭。
用精神控制術摧毀人身上的人
黨衛軍第三小隊隊副弗朗茨·蘇赫梅爾雖是武夫,音準卻好,深諳此道。他告訴朗茲曼,所有犯人到瞭波蘭的特雷佈林卡集中營,都得先學唱一首德國軍營歌曲,大意是“我們懷著為國奉獻的驕傲,來到特雷佈林卡,為瞭偉大的目標,我們願為國傢獻出生命”。這不僅恐怖,而且諷刺,是事實上的地獄笑話。這也顯示出納粹精心設計瞭精神控制戰術。
納粹能成功,首先是因為他們做的是摧毀“人身上的人”,剝奪他們為人的尊嚴,最終剝奪他們所有的希望,令其成為目光呆滯的活死人,這就是為什麼這場浩劫可以稱之為對人類的滅絕,而不僅是針對某一種族實行滅絕的原因之一。而這一工作,納粹在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之前,就已經基本完成瞭。
人的尊嚴是怎樣體現的呢?在那種困境下,華沙猶太人領袖捷尼亞科夫用日記記下這樣一件事:有一對戀人,男的被納粹打得內臟流出來瞭,女的幫他塞回去;男的被扔進亂坑,女的親手把他挖出來,給他下葬。還有,一個人找他借錢,告訴他這不是為瞭買口吃的,而是為瞭租房,他不能餓死在大街上,至少要死在屋子裡。當這樣的意志被剝奪瞭的時候,就是真正死亡的開始。
朗茲曼采訪瞭當時波蘭(在英)流亡政府的情報員維達爾多,他當時在華沙做地下工作,猶太區領袖秘密聯系到他,想通過他告訴盟軍必須出兵(當然這個訴求與政治實踐之間有不小的距離,而且直到最後,猶太抵抗者也沒得到武器),說得最多的理由就是這是一場對人類、人性的滅絕,歐洲絕不能不理。雖然三四十年過去瞭,已經在美國教瞭20多年書的維達爾多想到在華沙猶太區的見聞依然多次無法自控,泣不成聲。作為非猶太人,他最鮮明的記憶是猶太區已經沒有人類,這一點他一再強調,一再讓他回到噩夢的,就是活地獄中被摧毀瞭人性的人。
納粹也會利用人性中對人的信任,哪怕是日常意義上的壞人,正常人都寧願相信他們不會如此之壞。奧斯維辛捷克猶太人的經歷再次印證瞭納粹的非人性:捷克猶太人在這裡的半年都被“優待”,黨衛軍給他們的孩子面包牛奶,讓他們讀書。當他們的領袖得知48小時內,捷克猶太人都要被送進毒氣室,焚屍爐的木柴已經就緒時,他猶豫,他無法相信,這怎麼可能呢?以至於錯過瞭起義唯一的時機。孩子們當然隻有一個去處。實際上,納粹的“優待”是要通過他們給外界的書信而掩蓋這裡的真相。
不知情的大多數暴露平庸之惡的本質
朗茲曼讓蘇赫梅爾唱瞭兩次那首軍歌,因為對方不知道這是偷拍的——偷拍的信號車停在外邊。真的有人會為此指責導演的倫理問題,這就是“呆氣”瞭。
偷拍的圖像是黑白飄著雪花點的,這讓小隊副看起來更像個魔鬼。雖然三四十年過去瞭,但他依然清楚記得集中營那些精心設計的、插翅難逃的建築細節,以及它的每一個地獄功能。但無論朗茲曼怎麼誘導,他都拒絕承認自己的罪行,堅稱自己隻是奉命行事。在采訪其他納粹黨員時,導演也遇到瞭同樣的情況。由此可以得知,即納粹官僚體系是一個龐大的機器,這種制度之惡,卡夫卡早已刻畫得入木三分,但是一旦由現實災難證實,會更加令人無法忍受。“最後解決方案”並沒有具體說方案是什麼,主要是暗示,正是沒有明確的指令,才讓這種心照不宣、“懂的都懂”的準確執行更暴露出“平庸之惡”的本質。
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並不是為納粹開脫罪責,她所做的是指出瞭這種大惡本質上的“平庸性”,能稱為“最後方案”的無論如何都本該是有些非凡的東西,但其實隻有平庸。它源自一種小市民的(小市民的社會地位通常處於中等或中下階層,他們既不屬於社會頂層的精英,也不屬於社會底層的窮人)、混雜著民粹主義的集體意識形態,它是屬於現代性的,而當時德國這種以工程師至上的小市民國傢,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就更能釋放出最大的“平庸之惡”。這個“最後解決方案”不是僅僅由納粹軍人完成的,更是一種集體共謀,其中德國引以為傲的制造業,除瞭軍工之外——機械制造、車輛制造、交通運輸業、建築行業起到瞭巨大作用。殺人設備、焚屍爐的制造如此高效,集中營的設計如此嚴謹,工程師、建築師“功不可沒”。隻有愚蠢的人才會相信他們在設計這些的時候對設計用途“不知情”。
鐵軌在神秘的地方突然分軌,直接通往地獄,火車重新設計,以便能像沙丁魚罐頭一樣塞滿更多“犯人”,對於鐵路系統來說,火車調度是至關重要的,稍有常識的人都懂。沒有調度命令,這些“犯人”根本不可能到達目的地。但當導演采訪原德國東部鐵路局副局長時,他的回答是不知情,“我隻是坐在辦公桌後面幹活兒,每天工作多得要命……”這些勤勉的公務人員、工程師、醫生(不要忘瞭奧斯維辛的“醫療室”)共同維護瞭納粹死亡機器齒輪的穩定運轉。跟他們相比,火車司機顯然更誠實,他說實際上還沒到集中營的時候很多人就已經悶死瞭,屍體和無處清理的排泄物臭氣熏天,打開密封的車門,死屍就像土豆一樣滾出來。火車司機幹活兒可以說是為瞭糊口,那體面的中產階層呢?
朗茲曼的采訪還展示瞭一套“鐵路經濟學”:帝國的運轉是遵守商業邏輯的,工程師、公務員都必須維持體面的歲月靜好的生活,“哪怕世界毀滅,我還是要喝我的茶……”火車票都需要用錢,屍體和排泄物弄臟瞭車都要換算作票價。猶太人去奧斯維辛是按照團體旅遊票的價格自己購票的——這又是一個地獄笑話。短途旅行,賺錢不多?那還有長途的,希臘猶太人被從科孚島運到奧斯維辛,歷時十餘日,橫跨多國,運輸費高達200多萬馬克(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也是由猶太人自己買單的。
科孚島上生還回來的猶太人寥寥無幾,他們的財富被當地人侵占。這種“經濟學”體現在歐洲多個國傢、地區。它們大多對此聲稱“不知情”。而朗茲曼要面對的危險不僅來自納粹,也來自那些“不知情”的大多數。當然,看到朗茲曼采訪到瞭黨衛軍副指揮奧斯瓦爾德的副官弗朗茨·格拉斯勒博士的時候,還是有些令人意外的,但不意外的是,就連這樣處於核心位置的惡魔,都聲稱自己根本不知道“最後解決方案”,不知道有大屠殺,自己隻是奉命行事……而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廣受尊敬的大學教授。
為他者承擔責任讓人成為完整的人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意味著對於20世紀的經驗來說,古典的倫理已經崩塌瞭,不可信瞭。法國哲學傢伊曼努爾·列維納斯是集中營的幸存者,全傢隻有他一人生還。他根據自己的苦難經驗,提出瞭一種新的倫理學,其核心原則是:他者的責任。他者,是哲學概念,它所包含的一個重要的意思是:能夠產生某種作用。我們隻有跨過瞭自己的邊界,來到他者這裡,才能真正建構自己,這就是他者發揮作用瞭。列維納斯倫理學認為,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他者的利益和個性要比“我”的利益優先,這就意味著要為“他者”承擔責任。這就是他者的原則,這意味著接過他者的負擔,我們才能成為自我,即一個完整的“人”。在這個過程中,他者的“面容”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然,這種思想來自古老的“三位一體”原則。這種倫理學旨在重建“人”的學說,恢復對“人”的信念。
《浩劫》作為一部大屠殺紀錄片,裡面卻沒有任何大屠殺的鏡頭。觀眾看到最多的是幸存者的臉部特寫,我們可以簡單將其視為列維納斯倫理的“面容”。他者“面容”的第一個禁令就是“汝不可殺”。這種倫理學用於這部影片再合適不過瞭。朗茲曼采取如此多的幾乎全部的懟臉拍,很可能就含有這種倫理學的考慮。在觀看時,觀眾感到“面容”發出的召喚。
盡管時隔80年,觀眾依然有能力感受到,這是一場針對“人”的巨大倫理事件。僅舉一例,朗茲曼在以色列的理發店裡采訪理發師亞伯。亞伯在奧斯維辛因為有理發手藝而得以暫時存活,他在毒氣室和其他理發師給女人們理發,並不是需要最後的儀式感,而是納粹需要頭發,以換取最後的利益。導演特地在亞伯工作的理發店拍攝,當然裡面有很多客人以及其他理發師。一開始亞伯的講述還能不動聲色,但隨著記憶的湧現,手部理發動作的重復,觀眾漸漸“不忍”看到他的臉,在毒氣室裡,進來的是已經被剝去衣服的女性,她們其實大多已經知道到這裡意味著什麼。有一天,理發師看到進來的是自己的母親和妹妹。講到這裡,他再也無法講下去,這時,一種死亡、殺戮的痛楚召喚起觀眾的“責任”。對此,觀眾在心裡逐漸會形成一種新的倫理。
對於這樣的影片,僅以“能不能共情”判斷它是遠遠不夠的,能激發起觀眾對“什麼是人”這個問題的思索,才是這部電影放映的重要意義。
來源:新華網